我在美国重刑监狱教汉语 (4)

  

  2013年的八月特别忙,因为新一届学生的招生工作开始了。那年递交入学申请的犯人一共165名,几轮严格筛选后得到面试机会的虽然只有32名,但在我们能够进出监狱的有限时间里,逐一面试这些申请人,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。

  九月,新学年的秋季学期开始,BPI近七百名注册学生当中又增加了15名2013届新生。新生中的12名选了初级汉语课,组成我将要从头开始带领的班级。

  这个时候,我在BPI执教已有一年。一年当中,关于我的教学方式,学生们议论得最多的,还是我执意要求他们反复抄写汉字的“倔强”。升上大三的郝亚德最终能够认识写汉字的好处,并不等于所有的新生都愿意步其后尘。

  开学两周以后,13届班里的白艾力——这是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——向我发难。他的话语方式和当初的郝亚德如出一辙,态度更加恶劣,他甚至低声嘟囔出了一句粗话。

  我只佯装没听见,面无表情地强调我的原则:你要么下回老实抄抄抄,要么退出我的课堂。

  能被BPI录取的学生,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,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,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。即使在普通大学的课堂里,公然辱骂教授,也是要被处理的,何况在这里!白艾力作为一个新生,如果开学没几天就被我一状告上去,踢出课堂,接下来的后果远不是被警告或受处分那么简单,他承受不起。

  所以,他是不敢坚持公开和我抬杠的。接下来的整个学期里,也没再和我闹过别扭。只是,短短的寒假过后,到春季开学,我发现他退出了我的班级。

  留下来的这11个——其实到再后来也还是12个——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、最刻苦、进步最迅速的学生。每一堂课三小时,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,一口水不喝,只为了能听我“多讲一点,再多讲一点”。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,在没有生活氛围,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,其难度之大,人所共知。何况是在监狱!我不能用PPT课件,他们当时连学语言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都没有,学习的辅助材料数量大于等于零。如此有限的条件下,在同等课时长度里,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汉语水平,“外面”普通高校里的一般学生根本不能比。

 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,学年末的考试来临。喜欢绘画、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,在梦里他飞到了中国。在一栋“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”,他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。他想认识她,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,只见那姑娘在唱歌,“她的歌唱是很好听”。

  唱完了,姑娘问他:“你喜欢我的歌吗?” Marcus点点头。姑娘站起来,指着楼前市区的街道:“这是北京。这是我的国家。你喜欢我的国家吗?”

  Marcus回答:“不知道”。姑娘又问:“你喜欢我的国家吗?”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,答非所问:“我会说一点点中文。”那姑娘就笑了,慢慢飞升起来:“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,就会喜欢中国。”

  Marcus舍不得她走,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,她回答说她叫“美丽”。他继续追问:“美丽,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?”她微笑不语,渐升渐高,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。

  因为是考试,Marcus讲述这个梦境的语速比较慢。毕竟是只学了两个学期而已,那些套用课本中的句型,挖空心思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;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,也还是似是而非。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:他喜欢学汉语,热爱中华文化。

  Marcus并不是一个特例。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,平时在课堂上话不多。他颇有些语言天赋,对句型、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。这次期末口试,他讲述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。

  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,当场叫他翻译:“Ifyou don’t like that cake, give it to me.” Anthony想都不用想,一开口就说:“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,就给我吧。”

  朋友惊讶之余,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,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,半天说不上来。

  “我是一个西班牙人,不会说西班牙语,朋友笑话我,可是我不觉得害羞。汉语很难,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。为了学好汉语,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,这很重要。”

  还有Brian,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,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。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他,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家庭作业。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必须要写,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,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,将每一课的每一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。我看在眼里于心不忍,说他:“差不多能认读就好,不用写这么多。”

  “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,教授?”他憨憨地笑,说:“我真想学好汉语。”

 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,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“用处”,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。惟其难学,学好才成为他们挑战自我,重塑自我的试炼。他们都坚信,能学好汉语,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。“外面”的教授同事们说,啊,他们除了念书,没有别的事可干,所以学业进步神速。诚然,这肯定是因素之一,但也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能够成为BPI的学生,证明他们比其他犯人具备更优质,更大的潜力,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,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,所以他们格外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,无论学什么,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。

  尽管在狱警眼中,他们始终是犯人,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。师生关系在这个全封闭的,极端特殊的教学环境里,比普通的大学校园紧密得多。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,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,想方设法,竭尽全力,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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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江岚_美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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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.0

  2019.07.27 04:59

  字数 2093

  

  2013年的八月特别忙,因为新一届学生的招生工作开始了。那年递交入学申请的犯人一共165名,几轮严格筛选后得到面试机会的虽然只有32名,但在我们能够进出监狱的有限时间里,逐一面试这些申请人,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。

  九月,新学年的秋季学期开始,BPI近七百名注册学生当中又增加了15名2013届新生。新生中的12名选了初级汉语课,组成我将要从头开始带领的班级。

  这个时候,我在BPI执教已有一年。一年当中,关于我的教学方式,学生们议论得最多的,还是我执意要求他们反复抄写汉字的“倔强”。升上大三的郝亚德最终能够认识写汉字的好处,并不等于所有的新生都愿意步其后尘。

  开学两周以后,13届班里的白艾力——这是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——向我发难。他的话语方式和当初的郝亚德如出一辙,态度更加恶劣,他甚至低声嘟囔出了一句粗话。

  我只佯装没听见,面无表情地强调我的原则:你要么下回老实抄抄抄,要么退出我的课堂。

  能被BPI录取的学生,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,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,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。即使在普通大学的课堂里,公然辱骂教授,也是要被处理的,何况在这里!白艾力作为一个新生,如果开学没几天就被我一状告上去,踢出课堂,接下来的后果远不是被警告或受处分那么简单,他承受不起。

  所以,他是不敢坚持公开和我抬杠的。接下来的整个学期里,也没再和我闹过别扭。只是,短短的寒假过后,到春季开学,我发现他退出了我的班级。

  留下来的这11个——其实到再后来也还是12个——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、最刻苦、进步最迅速的学生。每一堂课三小时,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,一口水不喝,只为了能听我“多讲一点,再多讲一点”。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,在没有生活氛围,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,其难度之大,人所共知。何况是在监狱!我不能用PPT课件,他们当时连学语言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都没有,学习的辅助材料数量大于等于零。如此有限的条件下,在同等课时长度里,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汉语水平,“外面”普通高校里的一般学生根本不能比。

 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,学年末的考试来临。喜欢绘画、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,在梦里他飞到了中国。在一栋“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”,他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。他想认识她,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,只见那姑娘在唱歌,“她的歌唱是很好听”。

  唱完了,姑娘问他:“你喜欢我的歌吗?” Marcus点点头。姑娘站起来,指着楼前市区的街道:“这是北京。这是我的国家。你喜欢我的国家吗?”

  Marcus回答:“不知道”。姑娘又问:“你喜欢我的国家吗?”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,答非所问:“我会说一点点中文。”那姑娘就笑了,慢慢飞升起来:“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,就会喜欢中国。”

  Marcus舍不得她走,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,她回答说她叫“美丽”。他继续追问:“美丽,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?”她微笑不语,渐升渐高,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。

  因为是考试,Marcus讲述这个梦境的语速比较慢。毕竟是只学了两个学期而已,那些套用课本中的句型,挖空心思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;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,也还是似是而非。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:他喜欢学汉语,热爱中华文化。

  Marcus并不是一个特例。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,平时在课堂上话不多。他颇有些语言天赋,对句型、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。这次期末口试,他讲述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。

  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,当场叫他翻译:“Ifyou don’t like that cake, give it to me.” Anthony想都不用想,一开口就说:“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,就给我吧。”

  朋友惊讶之余,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,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,半天说不上来。

  “我是一个西班牙人,不会说西班牙语,朋友笑话我,可是我不觉得害羞。汉语很难,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。为了学好汉语,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,这很重要。”

  还有Brian,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,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。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他,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家庭作业。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必须要写,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,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,将每一课的每一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。我看在眼里于心不忍,说他:“差不多能认读就好,不用写这么多。”

  “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,教授?”他憨憨地笑,说:“我真想学好汉语。”

 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,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“用处”,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。惟其难学,学好才成为他们挑战自我,重塑自我的试炼。他们都坚信,能学好汉语,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。“外面”的教授同事们说,啊,他们除了念书,没有别的事可干,所以学业进步神速。诚然,这肯定是因素之一,但也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能够成为BPI的学生,证明他们比其他犯人具备更优质,更大的潜力,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,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,所以他们格外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,无论学什么,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。

  尽管在狱警眼中,他们始终是犯人,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。师生关系在这个全封闭的,极端特殊的教学环境里,比普通的大学校园紧密得多。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,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,想方设法,竭尽全力,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。

  

  2013年的八月特别忙,因为新一届学生的招生工作开始了。那年递交入学申请的犯人一共165名,几轮严格筛选后得到面试机会的虽然只有32名,但在我们能够进出监狱的有限时间里,逐一面试这些申请人,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。

  九月,新学年的秋季学期开始,BPI近七百名注册学生当中又增加了15名2013届新生。新生中的12名选了初级汉语课,组成我将要从头开始带领的班级。

  这个时候,我在BPI执教已有一年。一年当中,关于我的教学方式,学生们议论得最多的,还是我执意要求他们反复抄写汉字的“倔强”。升上大三的郝亚德最终能够认识写汉字的好处,并不等于所有的新生都愿意步其后尘。

  开学两周以后,13届班里的白艾力——这是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——向我发难。他的话语方式和当初的郝亚德如出一辙,态度更加恶劣,他甚至低声嘟囔出了一句粗话。

  我只佯装没听见,面无表情地强调我的原则:你要么下回老实抄抄抄,要么退出我的课堂。

  能被BPI录取的学生,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,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,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。即使在普通大学的课堂里,公然辱骂教授,也是要被处理的,何况在这里!白艾力作为一个新生,如果开学没几天就被我一状告上去,踢出课堂,接下来的后果远不是被警告或受处分那么简单,他承受不起。

  所以,他是不敢坚持公开和我抬杠的。接下来的整个学期里,也没再和我闹过别扭。只是,短短的寒假过后,到春季开学,我发现他退出了我的班级。

  留下来的这11个——其实到再后来也还是12个——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、最刻苦、进步最迅速的学生。每一堂课三小时,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,一口水不喝,只为了能听我“多讲一点,再多讲一点”。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,在没有生活氛围,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,其难度之大,人所共知。何况是在监狱!我不能用PPT课件,他们当时连学语言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都没有,学习的辅助材料数量大于等于零。如此有限的条件下,在同等课时长度里,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汉语水平,“外面”普通高校里的一般学生根本不能比。

 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,学年末的考试来临。喜欢绘画、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,在梦里他飞到了中国。在一栋“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”,他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。他想认识她,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,只见那姑娘在唱歌,“她的歌唱是很好听”。

  唱完了,姑娘问他:“你喜欢我的歌吗?” Marcus点点头。姑娘站起来,指着楼前市区的街道:“这是北京。这是我的国家。你喜欢我的国家吗?”

  Marcus回答:“不知道”。姑娘又问:“你喜欢我的国家吗?”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,答非所问:“我会说一点点中文。”那姑娘就笑了,慢慢飞升起来:“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,就会喜欢中国。”

  Marcus舍不得她走,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,她回答说她叫“美丽”。他继续追问:“美丽,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?”她微笑不语,渐升渐高,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。

  因为是考试,Marcus讲述这个梦境的语速比较慢。毕竟是只学了两个学期而已,那些套用课本中的句型,挖空心思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;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,也还是似是而非。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:他喜欢学汉语,热爱中华文化。

  Marcus并不是一个特例。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,平时在课堂上话不多。他颇有些语言天赋,对句型、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。这次期末口试,他讲述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。

  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,当场叫他翻译:“Ifyou don’t like that cake, give it to me.” Anthony想都不用想,一开口就说:“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,就给我吧。”

  朋友惊讶之余,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,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,半天说不上来。

  “我是一个西班牙人,不会说西班牙语,朋友笑话我,可是我不觉得害羞。汉语很难,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。为了学好汉语,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,这很重要。”

  还有Brian,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,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。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他,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家庭作业。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必须要写,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,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,将每一课的每一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。我看在眼里于心不忍,说他:“差不多能认读就好,不用写这么多。”

  “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,教授?”他憨憨地笑,说:“我真想学好汉语。”

 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,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“用处”,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。惟其难学,学好才成为他们挑战自我,重塑自我的试炼。他们都坚信,能学好汉语,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。“外面”的教授同事们说,啊,他们除了念书,没有别的事可干,所以学业进步神速。诚然,这肯定是因素之一,但也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能够成为BPI的学生,证明他们比其他犯人具备更优质,更大的潜力,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,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,所以他们格外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,无论学什么,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。

  尽管在狱警眼中,他们始终是犯人,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。师生关系在这个全封闭的,极端特殊的教学环境里,比普通的大学校园紧密得多。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,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,想方设法,竭尽全力,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。